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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调联动 一网共治——重庆合川探索社会治理新

  如何避免基层小纠纷滋生社会大风险?如何以完备大数据保障基层群众过好小日子?面对基层治理的一系列长久难题,重庆市合川区构建精准高效的纠纷调处机制,整合多层级、多领域治理资源,让治理能力成为百姓美好生活的第一推动力。

  2017年5月,合川市民陈某醉酒驾车将一外来务工人员撞死。事发后,大批该务工人员亲友赶来讨要说法,并提出高额赔偿要求,双方对抗情绪不断上升。为妥善处置,合川区果断将双方争议涉民事赔偿部分引导到人民调解渠道,街道组织人民调解员和司法、行政等多部门调解人员,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,最终促成双方和解。

  “前些年各地多次发生小矛盾引发的恶意报复社会大案,教训惨痛。纠纷化解不及时,就可能小事变大事,民事变刑事。”

  合川区委书记李应兰说,合川以区级综治部门为枢纽,镇街为聚合阵地、村社为延伸阵地,建立融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、行业调解、媒体调解为一体的五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,努力将社会矛盾消弭在基层。

  五调联动怎么动起来?合川区委政法委书记谢东介绍,一是建立区、镇、村全覆盖的调解机构,设立医疗、建筑等53个行业性调解组织;二是打破条块分割,区级设立矛盾纠纷综合调处中心,统筹各类调解组织运行,群众可自主选择调解方式和人员,同时把重点镇街作为调解承接平台,聚合调解力量,避免群众反复跑、部门重复调;三是探索媒体调解,征得双方同意,运用电视、网络平台调解一案、教育一片;四是推动调解、仲裁、诉讼无缝衔接,对涉财产等纠纷实行调解结果司法确认。

  合阳城街道是全区经济商贸中心,常住人口达25万,各类矛盾纠纷多发。实行五调联动后,仅去年就成功调解矛盾纠纷935件次,摘掉了戴了几年的全区信访“第一大户”帽子,连续4个月无人到区、市信访。

  半月谈记者在合阳城街道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看到,“人民调解面对面演播厅”“申明亭调解工作室”“合舟共济e+平台”等均可随时接访、调处纠纷。“金牌调解员”杨常辉说,街坊邻里有矛盾,过去要么闹出事、要么打官司,花钱事小、伤人事大。现在通过调解讲清法、理、情,做到案结、事了、人和。

  4月3日9时,合川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信息中心接到小沔镇网格员上报信息:“8时,娑罗村2组成家三兄弟因土地租赁费分配闹得不可开交,大量群众围观,村里初步调解未果,三兄弟扬言要武力解决。”中心随即通过信息系统向小沔镇、区公安局、区司法局发出指令,要求立即组织力量现场调解,避免矛盾升级。10时50分,在镇政府工作组、派出所民警、司法所人员的教育及疏导下,三兄弟握手言和。

  “以前遇到这类事,只能等闹完再处置。”合川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信息中心主任沈刚介绍,区综治委虽然包括了44个部门,但过去苦于力量分散、架构冗繁,严重影响治理效果。“近两年,以大数据技术作支撑,治理资源织成‘一张网’,形成强大合力。 ”

  ——上下贯通,打通最后一米。合川区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中心,镇街、部门建立综治中心,村社建立网格工作站。村社网格站直接受理群众反映事项,不能办理的向镇街提交;镇街综治中心办理村社提交事项,不能办理的向区里提交;区中心分析研判基层提交事项、统筹调度相关部门镇街,并跟踪督办。上下联动、力量下沉,真正把问题矛盾解决在基层。

  同时,合川区还将基层治理单元由村社细化为院落。不久前,涞滩镇水寺村卷子坪要安装自来水管,在自助委员会召集下,五六十名村民聚在一处院坝开起院落会,以往的争执不休变成了欢声笑语,会议不久就圆满散会。“过去以村社为治理单元,人多面大,村里很多事务无法推进,现在划小了治理单元,工作推进起来顺畅多了。”合川区涞滩镇政法书记邓华说。

  ——左右联通,打破治理壁垒。半月谈记者在合川区网格化服务管理智能信息中心看到,该中心横向联通公安、交通、市政、教育、金融等67个信息系统,接到上报事项后,工作人员能迅速为事件或当事人精准“画像”,制定科学应对方案,调配多方力量应对。

  该中心的智能终端集纳了合川全区所有调解员的信息,群众可以自由选取调解员调处矛盾。调解事项提交后,系统会自动跟踪事项进展;倘若矛盾无法通过调解程序解决,不得不寻求司法途径,系统也可自动将有关信息提交给司法部门,免得群众多走冤枉路,多花冤枉钱。

  ——内外畅通,推动各方共治。沈刚介绍,区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纳入200余家企事业单位,为干部、网格员、群众安装手机终端5万余个,让社会各方都能参与治理。“网格化+网络化+社会化+智能化”四化一体治理模式打造的新型社会治理共同体,正在合川成形。

  合川区综治干部表示,尽管通过机制创新,全区基层社会矛盾近两年得到系统消解,但要真正夯实治理基础,把各类社会矛盾风险消弭于萌芽中,几个方面的共性障碍仍待发力破除。

  首先,基层治理单元划分有待进一步优化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当前以村、社区为基层治理单元,但单元大小相差悬殊,有的单元人口居住分散,使得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成本高昂,群众集体会议也难于组织,影响社会治理实效。

  其次,乡镇街道是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众困难问题的发源地,也是社会治理的第一道关口,但目前镇街一级责权不匹配,往往只能遵上级指令办事、资源配置有限,自身权限不足,理想中的主动治理往往只能流于被动式应对。

  再次,在基层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中,群众自治组织和专业团体协同治理的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开掘。基层治理由党委政府大包大揽的现象仍较为突出,既增大了社会治理成本,也不利于从源头减少社会矛盾。

  对此,李应兰、谢东等人建议:一是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治理单元,充分发挥基层民主自治的作用;二是切实强化镇街公共服务、社会自治、综合协调职能,将必要的行政执法类、专业管理类权限下放给镇街;三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,加大购买社会服务力度,发挥群众自治组织和专业团体优势,合理运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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